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易传•繫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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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之形”作为一个展览命名,字正腔圆,言简意赅。四字旨意明确,字字与“象”有关。《周易》里有“见乃谓之象”一说,言外之意,见到的形是“象”,所以这里的“象”便是象形里的“形”的意思。象是什么?《周易》有言:“象也者,像此者也”,说得明白与形有关。“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繫辞上》)。虽然“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繫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传•繫辞上》),说到的“象”,可能更多的是指那种宇宙生命和自然范畴有关的概括图像—比如“天象”。有模拟的因素在内,并且分明是“设卦以尽情伪”—就是说用卦象去表达一个事物的情状,看看这个事物在此情状之中到底是真还是假,可否采信?它的道理在哪儿?所以,《易经》里的“象”既指有形的象,也指无形的象,更指心意的象。反之亦然。“象”如此的重要,“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传•繫辞下》)。故而《道德经》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又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这里说到的象是存在于事物中有待认知的象,它无时无处不在,是本质性的本有之“象”,具有隐匿属性,高深莫测。认识它,不免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玄思性质,充满哲学意涵,故而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庄子《天运》里所说“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乃是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发展。庄子思想源于老子,而老子思想对于艺术影响最大者,当推“大象无形”说。不过,倘言只推崇“大音”、“大象”论,道家思想对文艺似乎就没有更多贡献了。老子关于有与无关係的辩证看法,是影响了早期文艺理论建设的。就此老子说:
三十轴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 十一章》)
老子此论本意,在于阐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道理。王弼则以“无能受物”“实能统众”释其哲理。倘若我们从整体性角度观察理解道家思想,旁征博引,前举后证,老子关于“有”与“无”关係的辩证看法延伸下去,经庄子“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庄子•外物》)的进一步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艺术思想—尤其文人画。
西汉《淮南子》继承了道家哲学的天道自然观,且有进一步演绎阐发。书中《原道训》篇于此阐释道:“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说林训》篇:“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矣”,其哲思辨言与艺术理论益为靠近。王弼深掘细问,抽丝剥茧,在他的《周易略例•明象章》中得出了“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的结论。后来,魏晋清谈与佛学合流,佛学中如僧肇的“象外之谈”也受到王弼影响。这一思想言路对艺术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也进一步深化着艺术创作语言探索。其价值取向,文本方式历世摩钝,形成完整的艺术价值体系。它的精神关照主体脉络规绎着艺术创作方向。谢赫《古画品录》论张墨、荀勗画所说的“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其理论根据,也是基于这一思想言路。到了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在历经数百年艺术实践和发展之后,最终确立了“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的绘画思想,进一步加强了道家思想在艺术理论上的影响力。
从《周易》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通过“象”与“形”立论根据,征引汇宗,我们基本考察清楚“无形之形”的来龙去脉。这是必须的,如果要以此为学术归结和出发点的话。
《易》学里“立象”循形以“尽意”、老庄思想“有”与“无”的辨证关係,及其象外“象”理论,是华夏文明艺术理论的基石,非常重要。就艺术创作的理论支柱而言,它过去重要,将来仍然重要。作为连接点,现在尤其重要。我想,策展人做这么个展览,并专此命名,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中,或可一窥学术用心另处,必是隐含着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如是,它的意义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突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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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无形之形”,犹然牵扯出老子、庄子,及其思想理论—比如“有”、“无”关係。纵观中国思想史,尤其艺术理论上,如果没有老子、庄子这两个人,那简直是件难以想象的事。可以这么说,除去儒家思想外壳,真正在理论上主导美学建构的,核心思想还是当推道家哲学。那么,循着上述思想所徵,观察《无形之形》所指,其精神旨要竟在何处可觅?其实,《无形之形》“策展陈述”一席谈,是展之学术指向便已昭然在目。看看策展人是怎么说的:“‘无形之形’的概念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易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道德经》载:‘大象无形’。展览呈现了这样一批艺术家:他们创作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製造视觉的‘形式’,而是对东方哲学一种有意或无意的精神体验。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一种与内心自性和存在整体的双向对话,是探究真实世界的一种行为方式。刨作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对‘形’的超越,是‘象’。西方艺术史用来描述艺术形式的语言概念,无论是‘抽象’,还是‘具像’,似乎都不能完整地表达艺术家的这种创作实践。如果要给参展作品的存在形式找一个共同的语彙,我们不妨称之为‘无形之形’”(粟多壮“策展陈述”,《无形之形》14 页)。由此我们得知,“无形之形”的命名,其学术考量是建立在传统哲学背景之上,立论有据,师出有名。
关于事物的命名,阐释学上的理解尤其注重上下文关係。就是说,命名的合理合法应该、也必是与之纹理对应,脉络相合。深入的看,事物演变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关联的,不然命名毫无章法可循,学术话语、叙事方式也是难以推绎的。勉强展开,内涵不够,进退失据,然且只会闹剧一场。反过来说,没有历史感,没有责任心的时效艺术是不会选择韬文溯源、通变古今、会稽中西这样一条厚积薄发道路的,命名亦是。那么,“无形之形”的学术拷问将会引发出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从这里开始,可否期待有什么奇迹发生?
“无形之形”的学术方向经由此一脉络展开,其思想理路所及,可否达成一种艺术革变?我的观察、基本判断尚且乐观。首先,策展人说:“‘无形之形’的概念来自于中国传统哲学”这一点,与我的理解吻合,前面道家思想相关论述引徵,略见一二。再来看看多壮先生说的,为什么“西方艺术史用来描述艺术形式的语言概念,无论是‘抽象’,还是‘具像’,似乎都不能完整地表达艺术家(‘无形之形’参展艺术家)的这种创作实践”。策展人说,因为“《无形之形》不是一个抽象艺术的集合展”,儘管大多参展作品具有这样的特质。显然,它也不是一个具象艺术的集合展。然而,策展人邀请参展的,是“一批当代中国最活跃的艺术家”,也是最具活力的艺术家。其中一些具有国际一流大师水准,艺术语言根植于东方美学思想沃土当中,不论展示于世界何处,让人耳目一新。这个已有公论,无需巧辩。只是面对历史,学理上对此如有问辨,却一时难以类归。如何命名,成为学术难题。有道于此,多壮先生的态度有如呵嘘般敲冰玉屑,心有所属。我认为,这是一名严肃的策展人的谨言慎思,一旦椽笔如剑,必将嘘枯冠世。令人钦佩,欣喜。“‘抽象’来自西方哲学,是在西方语境中生长的词彙”(粟多壮“策展陈述”)。而“无形之形”这一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与艺术密切相关的概念,让人有种蓦然回首、柳暗花明,如获沐恩的天机乍现之妙。
大概,对东西方艺术史作过深入研究的人都知道,西方绘画思想的最初渊源根植于柏拉图哲学。柏拉图把画定义为“模仿”。就是说,画只能通过模仿而得到影像。而建立于模仿学之上的取“像”,与同处轴心时代的华夏美学观之取“象”,一开始便走在两条截然不同的线路上。虽然助人伦,成教化也是时下之一流,并一直产生影响,主流思想仍是以《易》学与道家思想为取象准则。两相比较欲论高低,要么是简单化看问题避重就轻;要么是学理渊源上避实就虚,总而言之回避问题。我的想法是,追本溯源弄清艺术源流东西方之异同,以使心智澄澈如镜,可以波光洞穿看当代。认识自己首先得看清别人。先将象外之“象”搁放一边,看看模仿之“像”。“模仿”取“像”究其实,在柏拉图那里,犹如洞穴中的囚徒所看到的洞壁幻影,惊奇不已,却徒增意见。在掌握智术的哲人看来,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事物的真实形相(实相),只有它们是真正的知识。因此,几何学(非画学)才是逻各斯的有用助手。不过,虽然只有实相和知识辨别纔是哲人的真理,只要哲人再度潜入洞穴,画影和意见也可以成为,而且必须成为哲学王的教化工具。如此看来,模仿之术对于柏拉图来说是其义大矣,并不是“驱逐诗人”(泛指艺人)的指摘所能一概而论,等量齐观的。
在柏拉图和他的哲人们那里,虽然可以对画进行积极有效地使用——教化民众,可是图画作为模仿的拙劣本质,以及模仿诉诸感官刺激调动的低贱本性是无从改变的。对于哲学家和守护者本身的教育来说,画学远不如几何。因为图画必然通过模仿而把影像混同于实相,邀宠“心灵中的低贱部分”——“激情”和“欲望”,从而败坏了作为“高贵部分”的“理性”,妨碍它从影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去认清实相,从意见摆脱出来去认取知识。这种对于画之本质的理解,都源于把画等同于模仿这一理性主义工具论界定。
与模仿相对,中国画学的概念则是取象。取象既不是几何学的抽象,也不是西方画学中模仿说的那个“像”。在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人们很早意识到意念或观念的複杂性,故而有“言不尽意”之喟叹。“意”总是游离于思维活动某个拐角处,难以把握。倒不就是说语言表达不了真理述求,而应该说是任何语言表达方式都难以真正地把握变幻不居的世界。或者说,言辞难以完全描述思想活动中那隐匿性的在场经验,所以,《易传》说:“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这便是认识论上取象犹生“象外之象”说的精神内核。由是,自然界有种被命名为“象”的东西,感官可以捕捉得到。它能够成为,或本来便是“意”的视觉依托。所以,“意象”概念很早就在诗学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深深地影响着绘画理论。追求尽意是美学的最终目的。艺术创作上“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便试图弥补“言不尽意”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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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天然形制与情愫,和这些低级趣味格格不入。因为循真问美,所以要对美与真的倒行逆施进行抵制和批判。换言之,艺术是容不得平庸、容不得脱智、容不得祛美的。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向来洞若观火,固执己见。
那么,掂量着“无形之形”这一命名的语言追诘,其学术指涉,其思想意涵,已经在字面构成上显明,它的精神关照是建立在元语言学的哲学求徵基础上的、有理论信靠的学术转向。这不是复古,而是复兴。是思想体系一脉相承的文化本源。是永不枯竭的、经得住沧桑世变催化的有根之木、有型之树。有革有变,也是博古通今之变;鼎兴春秋之革。是有生命力的历史长青树。字斟句酌,词显真义,或则,“无形之形”然已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次考察机会?这是不是未来艺术嬗变新动向?就此,有太多历史举证可以供人参考。事实是,史上曾经出现的几次“复古”运动,将文化转向的历史拐点那迂腐颓败气的纠结一股荡尽。从而大师辈出,时代焕然一新。远的不说,仅以清初石涛、八大与四王古今通变之争为例,可为一辨。当年,代表主流文化的“四王”,艺术影响由南及北,风靡一时,翰墨风采一家独揽。四王之一王原祁时任清朝内廷鉴画,翰林学士,受命编纂《佩文斋书画谱》并任书画谱总裁,权倾一时,位高利重。时下艺术主流之执牛耳者,非其莫属。四王(或清初六家)振臂而呼的“复古”潮流,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艺术格局已定,谁能与之争?然而,历史进程内在逻辑并不听命于违背历史洪流的权力宰制。历史有它自己的演变规律,这一点从来不变。主体思想脉络未断,文化拐点(历史变革)总是出现在正当蜕变的冥顽不化时,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人们翘首以待便是。应当说,石涛们的出现颇具历史宿命的意味。石涛以一画论立题,背靠文化思想源头,以《易》理论画,追诘文质画义,真正秉承了艺术弥笃不改的视觉关怀—立象以尽意。石涛以他的创作实践和绘画理论义正辞严地掀开变革帷幕。“革之时大矣哉”,石涛的变革意义在于:以反对复古的面目而表现出来的开新,是背靠文化源头、有超越意义的创新式复古,它横扫淤滞已久的画坛积习,将陈陈相因、自落窠臼的泥古不化者一笔划到它该去的地方,成为历史叙事结构中的文化反衬。就如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复古运动最终结局所要追诘的文化命题,是对历史有推动意义的复古—亦即求徵元语言,有鼎兴意义的复兴。在这种创新式复古的视角看来,那些不敢雷池半步的“复古派”所要复的古还远不够古,因为这些复古派所珍惜的古代传统,不过是晚近文化的昌盛结果,其定论是值得商榷,也值得怀疑的。通常,以权力论定的主流思想往往急于对当代史盖棺论定,即或以推行文化之源为说辞,也极有可能是既得利益的固步自封,而不是文化的化文之源。以现代眼光看便是紧随潮流的应声虫。的确,我们今天面对着相同的文化景观,文化总是在某个历史拐点上惊人的相似。就是说,我们面临相同选择,是做开历史之新的创新者石涛?还是做保住既得利益的守旧派“四王”?历史又给我们设了道謎题。谁来破解这道謎题?或许,历史在划上重重句号的那一天,,今人已成古人。今昔何筭?未来仍然不得而知。不过,那又有什么关係。
也许,《无形之形》是应先贤圣哲之约而颁领的艺术线路图,是一种文化受命。洞悉于此,愿上路者义无反顾、一以贯之地走下去。
结束语
中国自上世纪以来至今的艺术,从来没有摆脱西方“再现”理论影响。与此同时,上述所引行诸几千年的艺术体系,早被弃之如敝屣地当成有违先进思想的垃圾,清除得无影无踪。现在,有人提出要重新评估,这很好。问题的关键是,一个业已注入“先进思想”电子流程编码的“牲人”(见敬文东《牲人盈天下》),头脑被清洗弥久弥深,积重难返。即便于此有所触及,难免肤浅,甚至恶意篡改,误读误导。中国当代艺术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这一方面犹未改观。非旦如此,现在的情景益为糟糕,今日被实用主义、利益捆绑的集团式资源掠夺,已在权重意识、利益驱动诱惑下,对“传统”、“现代”、“东方”、“西方”所有形态,有了一整套切割方法。为我所用,但且乱点鸳鸯谱也无妨。重新评估大概也会免不了成为装饰门面,掠夺文化资源的新筹码,变本加厉。艺术亦不例外。这是令人担忧,应该倍加警惕的。
前面提到两种不同进路的复古概念,也正是这一层面上的思想证词。看历史变迁故事,可资甄别现在。很显然,两种“现代”述求,两种“复古”取向必然带来两种结果。历史主义眼光的看,结果其实只有一种,伪论谬说占上风,文化(社会)推进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反之,真正的文化推进和现代化进程便指日可待了。否则的话,开历史倒车的状态早把世界给引爆。文明定夺,尽在两种势力此消彼长较量中。唯一的那种结果(好的),总是跚跚来迟。人类文明多数时间总是停滞不前,欲要向前,其推动力当然是人——而且是文化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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