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一个饥饿的人,口里含着突然塞进来鼓囔囔的高营养,这食物塞得太突然,以至于嘴巴都不能咀嚼了。饿着肚子的人明明感到口中有食物,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食物,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肚子还是饿的,不知道这食物到底美好在哪里,不知道应该如何动弹嘴巴去品尝这些突如其来的食物。
我们9天时间,路上花费掉4天,然后剩下的5天去了洛阳的龙门石窟,霍去病墓、西安的秦兵马俑,宋陵,参观西安美院,大雁塔,小雁塔,省博物馆,市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去山东泰安爬了泰山,参观了灵岩寺和云门山。看了青州博物馆。也就是说,我们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然后短短的在五天里把中国古代的一大批无与伦比的精湛作品蜂涌进脑子里。每个参观点多则三小时短则一小时的时间,除了沉浸在与古人对话的梦境中,就是用相机代替了自己的眼睛,不断的喀嚓喀嚓拍照片。然后梦醒了一样的,现在回到广州又坐在电脑面前,脑子里充斥的全是说不出的“美好”,可是要我用语言把这样的美好表述出来,只恨自己的词库里找不出恰当的词句,去给这“美好”加冕些什么。要是有幸再去重新品味一次。我一定要再和他们面对面的,好好呆上一会。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你面前恬静的佛像,他在用你听不到的频率呼吸着,微闭着的眼睛像是下一秒就要睁开一样,看着他们的时候,你会完全忘记,你是生在一个浮躁的年代的匆匆忙忙的现代人。
和这些古代文物的几乎零距离的接触,我深深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的“意”。中国人总是很讲“意”,“报君黄金台上意”“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这个“意”字深奥得很,像是诗歌一样,会充满着画面感,也许用的篇幅很少,你明明看到很少的字,可是就是这寥寥几个字可以给你一整个天地。我们的老祖宗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反正你说再多也没有用,也会是说不完的,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我可以精辟一些让你有无穷的意趣。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兴,不道破一句”。“不道破一句”,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个“不说出来”,外表上看起来是很不真实的,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我营造了一个用言语无法表达的意想,一个深远的意象,所以,我表现出来更多了,我的雕塑,就有生命了。如果要在这个点上,找出中西方雕塑的一些对比来,我觉得,西方人和中国人其实都是在抓住作品的真实,而这个真实是体现在不同的“线”上面的。西方(传统雕塑)的真实也许是体现在表象上的,他们愿意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的形象,让观众更多的在视觉上感受到作品的力量。而中国人的真实,我觉得是体现在意象上的,中国是一个含蓄的民族,无论是在哪一方面,中国人更加注重的都是内涵。看我们写诗歌的手法,讲“赋、比、兴”,“比”和“兴”就占了两项,而且自古以来无数文人墨客谈论最多的,也就是比兴,因为“赋”字太直白,太直抒胸臆,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白描式的抒发情感。如果我很哀伤,西方人要写文章的话,可能会把哀伤的事情从头到尾陈述一遍,或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或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去论证我为什么那么哀伤,然后写“我是那样的哀伤啊”。而中国人,也许根本从头到尾根本不会去写哀伤的这件事情,也许连哀伤两个字都不会提到,可能会写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风景植物甚至是动物,然后写“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西方的雕塑像是他们的数学题一样,总把程式列得很
完满,所有客观都要呈现出来,而中国雕塑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大巧若拙,简约而不失浑弘。 乍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也没什么嘛,就是随便想随便做就叫“意”。这样的认识,当然太幼稚了。举一个例子,中国古代有一种纹饰,叫饕餮纹。纹饰极尽庄严,凝重,神秘之色彩,像是一只凶猛的怪兽,贪婪的吞噬周围的一切,最终受不了把自己撑破了。这样精巧华美,而又不失严谨的纹样,到底是哪里来的?自然界中存在吗?还是在作者的梦境中被发现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意”。中国人的艺术是以思维决定存在的,我在做一件东西之前,首先“意”会先一步到位,意要在笔先。我要心中有佛,我才会做佛,我脑子里有一个活灵活现的镇墓兽,才会做出一只威风凛凛的,令人股背着凉的异兽。这和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西方人是存在决定思维的,首先这世界上要先有一个什么东西,我才会去模仿它,然后在尊重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我才可以去做。 清朝有一个传教士,叫郎世宁,他为了讨好康熙,就模仿拉斐尔的技法,如真人一般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孩,送给康熙。可是康熙不领情,他说,西方的颜料完全是污染,小孩子的脸上,怎么可以有阴影呢?我觉得这句话就把我们中国人的“意”字,说得活灵活现了,西方人觉得眼睛里看到的小孩是这样的,就应该这样画,而中国人觉得脑子里的小孩是那样的,就应该那样去画。中国是一个敏感的民族,什么事情都是要讲感觉的,都是爱幻想的,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丰富多彩的,不拘泥于表面形象束缚的伟大作品。
在洛阳的时候,我和梁珏在步行街上看到了现代人做的一组车马。用的手法当然是西方的写实手法,可是又想要做出些“中国的味道”。于是本来是中国特有的题材,却找不到半点标志着中国人审美情趣的“意”。梁珏说,似乎有的时候稍微一抠,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要写实便不中国”一时占据我们的意识,可是在看到灵岩寺的千佛殿以后,这个观点要不攻自破了。这个寺庙始建于东晋,保守估计是公元409年的。里面有一批被梁启超喻为“海内第一名塑”的四十尊彩色泥塑罗汉像,这四十尊像保存完好(因为“文革”时期这里是空军的仓库,所以幸免于难),身上的彩绘颜色都还非常的鲜艳,皮肤颜色与真人无异。在塑造手法上,可以让如今任何一位雕塑大师瞠目结舌。每一尊罗汉,神情各异,在黑暗中像是一个活人一般,或是辩经,或是端坐,内心世界极其丰富。从皮肤五官,到骨骼血管, 无微不至,罗汉体腔内,还有一个与外模完全一样的铁胎。然后这个铁胎内,还有绸缎制造的凡人所应有的五脏六腑。 这些罗汉算起来,距今有一千六百多年了,比起西方人代表其写实艺术高峰的文艺复兴,都要早一千多年。写实到了这个程度,艺术大师刘海粟说的“灵岩泥塑,天下第一,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说得一点也不夸张。
原来中国人要写实的话一点也不输西方人。可所谓的“中国”不“中国”到底是在哪里体现的?我们说不出“中国”的传统在哪里,看不到中国人的“意”“韵”“气”到底在哪里,可是却又可以很切身的感知到他们。我们中国人的美,是存在的?还是自在的?这个美,又应该怎么去定义,古人又是怎么发现这些美的?
我觉得,那里的一个导游有一句话,似乎可以把这个问题给点一下。她说:“以前的匠人造像,也许是倾其一生去完成一件造像,以求修得功德。” 为了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功德”,而倾其一生的精力完成一件造像,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美的根源。那个时代没有大师,可是人人都是大师。而在这个高耸头颅的时代,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大师,可是一个大师也没有。
我觉得中国人的可贵,正在于这份虔诚,这份逐渐因为西化而丧失了的虔诚。我们都太现实了,忘记我们的老祖宗们,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认为的美是什么了。我们都在苦苦寻觅西方的什么形式什么符号什么主义,却不知道西方人都在寻觅我们的羊人为美,我们的兴会神到,我们的美本乎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高的境界,这是人类在满足了现实需求以后,对空灵需求的渴望。
有一个故事,一个很忙碌的人在问一个在岸边歇息的人,他问这个人说,你怎么不工作?而这个人却反问,你工作为了什么?他答到,为了赚足够的钱,然后好好休息。岸边的人说,我现在不正是在休息么?我们现在的苦苦寻觅我觉得正是在舍近求远。
难道不是吗?我们大谈西方人写实我们写意,现在人家西方人搞出乱七八糟现代、后现代的在写意,我们却用西方人八辈子以前的思维,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去看我们的雕塑:“啊!这个佛像好,很饱满很有体积,那个不好,那个做的太平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学习古人做的女人多么肥大,做得花纹多么诡异或者佛像是什么尺寸、什么表情、什么衣服,有没有体量感。我觉得我们要学的,是我们老祖宗们对美的虔诚的追求,和古代匠人那双抓着鬼斧神工,可以伸进你的心里的手。
(黄一帆 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06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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